政治是一种自然垄断，政治制度所需要做的是怎么有效规范自然垄断。
三是从智慧法院建设的责任来看。具有全程录音录像、远程庭审功能。
推行案件信息共享和无纸化流转 《意见》第5条提出：创新刑事速裁工作机制。但是，以上做法并不是硬性要求。原载《中国审判》2017年第4期，第56—58页。至于有人担心录音录像如何签名确认真实性、查看录音录像时如何克服查找目标内容困难等技术性障碍，浙江等地在实践中已经通过书面签名确认、书面庭审大纲记录注明时段等方式解决。在立法上，2012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八十七条新增了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送达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内容，但是刑事诉讼法还没有类似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有探索电子送达的实践，但是做法上不统一、不规范。
使用庭审录音录像简化或者替代书记员法庭记录，是完全可能的，若干年后，应当在我国普及。上海法院建立了大数据信息系统。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
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主司不即言上，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④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2页。只有正确认识罪质与罪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并借助于递增公式合理架设罪量与刑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形成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才能为审判官正确定罪量刑提供规范依据，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
以犯罪行为及其持续时间作为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根据，这主要存在于《唐律》所规定的职务犯罪中。应得私载物限外，谓畜过十斤，车过三十斤。
本条疏议曰：文书行下，各有所诣，应封题署者，具注所诣州府。再比如，《职制》第91条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谓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二为计算方法，这是以起点刑为最低的量刑起点，然后确立一种随着罪量的增加，刑量也随之增加的计算方法。(一)形式多样：全方位架设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关系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旨在于犯了什么罪，应受什么刑，才能实现刑法的公正价值，这需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予以保障。
就量刑来说，其任务是把罪量与刑量之间的对应关系，以科学的方法表现出来，并得出最终的量刑结果，这就需要对罪量与刑量分别进行定性与定量处理，在此基础上进行数量的分析、测量和计算，这是审判官最常用的数学思维。也正是这种不同的立法技术，把占田过限犯罪与妄认公私田，若盗贸卖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之间的差异体现出来，后者为重。数学理性的出发点是公理，而公理是简单的、精确的，《唐律》已经将此运用在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之中，主要体现有二： 第一，递增公式与定量的公理化。再比如，《捕亡》第448条规定：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
)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本条首先从定性上把量刑事实区分为当告而不告主司不即言上和官司不即检校、捕逐及有所推避三种情形。
(11)影响全球的《美国量刑指南》长达一千多页，对各种犯罪如何科处刑罚规定极为详细，它以量刑表(Sentencing Table)的方式，规定量刑结果之计算法则(12)。即从驾行而亡者，加一等。
规求者为从坐，被征须者勿论。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署置一等。)若因暇而违者，一日笞二十，三日加一等。除《名例》之外，《唐律》有80个条文涉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约占后十一篇全部条文的18％。纵观《唐律》，其主要是行为犯与结果犯，行为犯以定性技术为主，而结果犯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犯罪认定技术，其类型有： 1.定性+时间长短 犯罪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对犯罪结果有直接影响，体现着犯罪的危害程度。(2)不得加至于死，无论何种情况，没有规定死刑的条文，最高的量刑极限为流三千里。
这并不是学术研究中的绕口令，而是罪刑之间的数量关系，即贝卡利亚所称的罪刑阶梯对立法的要求。一分加一等，谓十顷加一等，九十顷荒芜者，罪止徒一年。
结合本条疏议的解释，本罪的量刑事实有三种情形，且每种量刑事实的定量要求不同：(1)若部内总计，准口受田，十分之中，一分荒芜者，笞三十。如何划定犯罪圈？这与立法技术有关。
侯欣一《唐律与明律立法技术比较研究》，《法律科学》1996年第2期。(二)量刑制度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 作为前提，《唐律》条文结构与中国现行刑法明显不同，前者是罪状、法定刑、量刑制度三位一体，且量刑制度系律文结构的主要内容。
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这一定量要求。这就是《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给今人的重要启示。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制，《名侧》第56条规定：诸称‘加者，就重次。综上所述，《唐律》在立法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后期各朝法典编纂的楷模。
就《户婚》第170条的规定而言，如果荒芜10％，笞三十。尽管定量要素不是决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唯一因素，但起码也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犯罪成立与量刑结果选择的重要因素。
本罪犯罪构成之判断既需要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这一定性要件，也要满足十匹这一定量要件，否则不能成立。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把定性与定量导入罪刑关系的评价体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这在封建时代，十分有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数额大小不同，量刑结果自然就有差异，因此，这类犯罪中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主要是以表示财产数额大小的匹尺等来架设。
运用这项技术，审判官的量刑也就有了操作指南，审判官判什么刑，判处多重的刑，《唐律》都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做出了明确规定。正是这种追求定量公理化中那种对数学思维的运用及其对审判官量刑结果的限制，为审判官公正量刑提供了一个可以计算的程式与选择最终量刑结果的方法。本条在对量刑事实从定性角度区分为宿卫人在直而亡与从驾行而亡的前提下，又对每种量刑事实附加了定量要求：前者为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后者为一日徒半年，二日加一等。比如，《户婚》第164条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
对此，虽然《唐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在疏议的解释中明确了它应该属于犯罪成立要件。比如，《杂律》第464条规定：诸在官无故亡者，一日笞五十，三日加一等。
(不觉脱漏增减，无文簿者，官长为首。本罪量刑即首先从定性角度区别为私田和园圃两种情形，然后，从定量角度把侵夺私田之量刑的操作方法规定为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
比如，《职制》第129条规定：诸乘驿马赍私物，(谓非随身衣、仗者)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以多样化、具体化、生活化、精确化的计量单位，对表征犯罪危害量的犯罪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犯罪主体等作类型化的或等级式的数量解析，与刑罚种类和幅度之间形成对应。
